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步入与人口负增长交汇的新阶段，老年人口规模日益扩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将逐步变为社会主流群体。建构于年轻型和成年型社会的社会治理体制将越来越难以适应老龄社会，我们迫切需要一场多维度、深层次、长时期的适老化转型。适老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老龄化背景下，指的是老年人住房、建筑、社区环境适应老年人宜居目标的物理改造。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总体布局下，仅仅局限于物理环境的适老化已经远不能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适老化理念应被推进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领域和全过程，推动全社会适老化转型。首先需要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观念，增强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理性认识。老龄社会主流化，是指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采取的政策、法律、规划、战略、行动等，要充分考虑老龄社会这一基本现实，充分考虑老年人与其他社会群体的需求。通过对全社会适老化观念的推动与塑造，使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龄人口都能够均等收益，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老龄社会适老化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还需跳出认识局限，在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境界审视适老化转型。第一，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观局限。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寿命延长、家庭规模和结构等一系列人口变化，都是人口发展规律的结果和现象，本身并非问题，挑战主要来自于人口变化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失衡和不适应，因此，要在老龄社会层面而非人口老龄化层面去策划应对老龄社会的方略。第二，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老年人局限。老龄问题不是老年人问题。老龄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关涉全龄人口的各个部分和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应对老龄问题，必须做大经济蛋糕，通过经济持续发展夯实应对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实现经济发展的适老化转型。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民生发展，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分好经济蛋糕，让老年人公平和可持续地分享发展成果。第三，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部门局限。适老化转型涉及几乎所有领域、所有部门，需要创新体制机制和改革相关政策体系，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充分融合，养老服务、健康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相互支撑，在国家现代化发展格局中谋划老龄社会的积极应对。第四，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孤立战略局限。适老化转型应被融入坚持改革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充分就业、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国家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体系框架下进行通盘统筹布局，及时应对、综合应对、科学应对。适老化转型，除了迫在眉睫的建筑、居住、基础设施等“硬场域”改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度、文化、数字智能应用等“软场域”进行推进。体制机制上，需要设立相应部门负责组织统筹，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优化相关政策体系，推进健康、生育、就业、退休、社会保障和老年服务等全体人口与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体系相互支撑；推动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充分融合的分担机制；转变资源配置与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增进家庭和个人财富的不断创造、充分积累和跨期均衡运用。文化上，需要包容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化新型社会形态，尊重个人在就业、婚姻、家庭、生育、老年生活上的多元选择，保障个人权利，通过激活每个社会细胞，统筹各方资源，激发整体活力，构建社会资源和权利共享、社会责任和义务共担的发展机制。要重新认识个人的自身价值，把自己塑造成引领社会适老化转型的主动当事人，当好自己老年生活的第一责任人，在全生命周期持续努力，过上健康、长寿和有意义的美好生活。基础建设上，除了“硬件”基础设施的适老化，需要建设“软件”基础设施的适老化，包括公共服务、数字化和智能化生活等，强化应对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全社会和家庭的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老年人适应数字社会的生活能力等。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未来、共同的关切、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数字化和社会经济转型同频共振。从适老化到全龄友好，从老龄友好型社会到生育友好型社会再到全龄友好型社会，我们应统筹各方资源，激发整体活力，共同应对不断加深的老龄社会。
